2021年6月3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风雷教授，应邀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做了题为“佛教的中国化及其历史启示”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为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办的“宗教中国化”系列讲座第二场，由中心主任丁宏教授主持。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院长刘成有教授担任评议人。

主讲人：张风雷 教授

     讲座伊始，张风雷教授简明扼要地指出，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异质文化以和平方式成功融入到本土文化的典型范例，也是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问题。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近代以来，佛教中国化研究就是中国佛教史研究的重心，佛教与儒家、道家、道教的关系是中国佛教研究最核心的话题。当前“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议题下的“佛教中国化”与近代以来学术界的“佛教中国化”研究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是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目标指向中提出的，至少包含了地域性的本土化和时代性的现代化两层意涵。张教授本次讲座结合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探讨了佛教中国化的一些基本方式和经验教训。

 首先，张教授阐述了佛教传入内地后，与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走上佛教中国化道路的必然性。他认为，佛教中国化是两种异质文化接触和碰撞的结果，其接触和碰撞的时机、位势、成熟度、系统性和规模等都会对结果造成影响，不能一概而论。

 两汉之际，佛教初传中国。此时，大乘佛教开始兴起而部派佛教（小乘佛教）仍持续繁荣，且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继续发展，不断形成新的经典系统和理论体系。而中国本土文化在两汉时期也形成了非常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所以这两种文化在接触和碰撞时，位势、体量、系统性、成熟性相当，因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一定会走上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会通、相互融合的中国化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

 其次，佛教中国化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复杂曲折的历史进程。张风雷教授借汤用彤先生《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一文中对外来思想输入的三阶段论，来概括阐释了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过程。

 在第一阶段，佛教刚传入时，“因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张教授列举了《四十二章经序》中“汉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后汉书·楚王英传》所载刘英将黄老、浮屠并祀的行为，以及成都平原摇钱树造像直接将佛像嫁接于西王母信仰的三则案例，指出佛教传入早期，中国人对佛教信仰的认识跟神仙方术相似：在思想上，与黄老之学清虚无为相通；在形象上，与神仙基本一致；在修行方法上，佛教安般守意的方法跟神仙方术呼吸吐纳的方法有共同性。从《牟子理惑论》来看，早期中国佛教信徒在回应本土人士对佛教的质疑时，主要强调佛教跟当时中国本土文化的一致性，而没有过分强调佛教的异质性。

 当佛教传播更加深入时，文化冲突与调和随之进入更深层次：第二阶段“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第三阶段“再因发现真实的相合而调和”。《牟子理惑论》呈现了佛教与中国既有核心价值观的冲突与会通情况。儒家文化建立在宗法血缘的社会结构之上，其核心是“孝悌”，但沙门剃头出家与之相违背。《牟子理惑论》以“泰伯祝发文身”等典故回应违背核心价值观的问题，论述佛教是在更高的维度实现对孝道的遵循，即，以儒家认可的古代圣人言行阐述差异的合理性，而不是进一步张扬差异。《牟子理惑论》所载的这种回应，奠定了后来儒释道三教论衡的基本模式。

 “格义”作为转译和解说佛教思想的基本方法，是佛教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方式之一。佛教的概念、思想传入中国时面临许多翻译和解释问题，为达到交流目的，需用中国人能理解的概念，因此很多道家、儒家等本土思想文化的概念被引入到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如“涅槃”最早被译为“无为”，“性空”被译为“本无”，“无我”被译为“非身”等。但译者与读者存在文化理解偏差，如“性空”“无我”都表示一切存在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非永恒的，但道家和玄学中的“本无”恰恰容易被理解成作为实在的世界本原，“非身”则可能会被读出“肉体无常而精神永恒”的意思。即便后来“本无”改译为“真如”，其原本偏差性的理解一旦形成，也无法彻底扭转。这种“格义”造成的偏差是文化在接触碰撞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变化。这种偏差在持续的文化交流中不断被“矫正”，同时也不断被“中国化”。融合儒家、道家、道教思想产生的佛教“伪经”就是双方文化“格义”博弈的产物。

 此外，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涉及到政教关系的调整。在政治动荡的阶段，佛教为图存，道安曾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观点，成为后来佛教与中国政治的普遍关系原则。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则区分了“在家”与“出家”两种情况，指出在家要奉法、为顺化之民，完全遵守儒家的礼法；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而不以儒家的礼法予以严苛要求，但仍要“不失其敬，不违其孝”。北方较早产生“皇帝菩萨”或“菩萨皇帝”的概念，如昙曜五窟呈现的“皇帝即是如来，如来即是皇帝”现象。后来佛教完全处在皇权之下，宋代以后的僧人包括外来译经僧亦必须对皇帝称“臣”。在政教关系上，佛教认同中国国家政权成为定制。可见，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政教关系上主动归附的中国化过程。

 最后，张风雷教授总结道，佛教中国化是个曲折复杂的过程，有主动行为也有被动行为。主动行为如伪经的造作、禅宗等中国宗派的创立、清规等制度的创建等；但也有被动中国化的行为，如“格义”，虽然引用了大量儒家、道家、玄学概念，目的是让中国信徒理解，但从主观目标上讲，译经者、解说者还是想传达原本的佛教教义。我们现在努力提倡、推动宗教的中国化，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还要充分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对宗教中国化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始能达成理想的结果。

评议讨论

 刘成有教授凝练概括了张风雷教授的演讲内容，认为张教授对佛教中国化历程的梳理，彰显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精神。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冲突融合过程中不断调整，以满足中国人民的精神需求，逐渐克服其教条主义形象，在实事求是中找到符合中国社会文化的契合点。中国对佛教文化选择性的接受本身即说明了这一问题。这提示我们，要始终站在我们的角度来理解各种文化，这与培育文化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体的。历史证明，只要实事求是，宗教和文化的发展空间就比较大；政界在宗教管理过程中只要实事求是，社会就相对稳定而强大。

 刘教授还就该主题向张风雷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佛教界如何实事求是地推动佛教中国化？当代中国不同层级的宗教管理者如何更好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非教条主义地对待宗教，使宗教在“大统战”中发挥更大作用，推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张风雷教授补充道，佛教中国化不仅是被动适应的问题，佛教在中国能够获得与儒家、道家鼎足而三的地位，是因其为中华文化补充了新鲜血液，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佛教在我国南北朝和隋唐的发展中，将实相论与佛性论亦即形上学与心性论联接起来，构建了实相论、佛性论、修行实践论、理想境界论的完整理论体系，为宋明理学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架构的参照，为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国哲学的后续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就刘成有教授的问题，他认为，应当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而宗教中国化最核心的是教义教规的中国化阐释问题，这需要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宗教经典阐释人才，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宗教人才培养和宗教学学科建设至关重要。

讲座现场

  张风雷教授还与现场师生进行了友好深入的交流讨论。

  讲座最后，丁宏教授向张风雷教授、刘成有教授表示感谢。

                                                                                                    文/2020级民族学博士研究生 王明慧

图/2020级民族学硕士研究生 吕永婷